当日本民间学者要求归还唐代「鸿胪井碑」：一场正在发生、却被大多数人忽视的「亚洲版文物归还」运动

2026 年 6 月 20 日,东京。一群日本学者和市民活动人士在一场小型研讨会上,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把 1908 年被日军从中国旅顺掠走的唐代「鸿胪井碑」归还给中国。这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一条正在蔓延的、贯穿东亚的文化归还浪潮的最新注脚。

但和欧洲过去十年迅速推进的殖民时代文物归还相比,日本社会对这场运动的态度,既折射出「东亚历史和解」的结构性困难,也暴露了「民间呼吁 vs 政府沉默」之间的巨大鸿沟。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这场呼吁背后是什么?为什么日本走得这么慢?以及,鸿胪井碑这样的「小型文物」之争,为什么能折射出一整代东亚人对历史正义的期待?

现存日本皇居内的唐代鸿胪井碑,公元 714 年立,1908 年 4 月前被日军从旅顺拆运至日本。/CGTN

一、这场呼吁的具体诉求:不只是「鸿胪井碑」

发出呼吁的,是名为「中国文物返还促进会」的市民团体,其代表人物 五十岚章(Akira Igarashi)在采访中表示:「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某一具体文物是否应该归还,而在于日本是否愿意重新审视自己的近代史。」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辞。它把「鸿胪井碑」从单一文物的归属争议,升格为一个关于「历史叙事」的命题。

他们目前具体推动的文物包括:

• 鸿胪井碑:公元 714 年(唐玄宗开元二年)所立,是唐朝中央政府通过正式册封靺鞨首领来行使东北地区管辖权的重要实物证据。碑体连同 1896 年清政府为保护它而修建的碑亭,被日军在 1908 年 4 月之前拆解运往日本。
• 战争期间被带到日本的大量其他文物:该团体称,许多文物的来源至今仍存在疑点——尽管日本政府长期以「来源不明」回应,但这些文物带有鲜明的中国艺术特征,在日本对外侵略的大背景下,经由「合法渠道」进入日本的可能性极低。

日本学者 东海林次雄(Tsuguo Toukairin,东京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对新华社表示,近年来欧洲多国都在推动殖民时代文物的归还,作为「反思殖民历史与侵略历史」的一部分,而日本社会尚未形成类似的自觉。

二、为什么欧洲做得到,日本做不到?

要理解这个对比的份量,我们需要先看看欧洲过去十年发生了什么:

这些归还的背后,是欧洲主流社会在过去十年里完成的认知转变:殖民主义是一种道德错误,而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

日本的「结构性迟滞」

但同样的认知转变,在日本并未发生。这背后至少有四层原因:

第一层:法律框架的差异。 欧洲多数国家的博物馆在过去 30 年里逐步转向「人权视角」,博物馆学界也接受了「文物来源伦理」的新标准。日本博物馆学界虽然在学术上认同这一标准,但实务中仍以「所有者证明」和「取得时间」为核心判断依据,这使得大量 1895–1945 年间通过战争、强制交易、掠夺等渠道进入日本的中国文物,在法律上仍处于「灰色地带」。

第二层:政治意愿的缺位。 法国归还贝宁文物的关键推手是马克龙本人,德国归还贝宁青铜器的关键推手是时任外长 Maas。他们把「文物归还」当作了法国/德国软实力和道德重塑的载体。在日本,目前没有任何主流政党把「对亚洲邻国历史问题」当作竞选议题——这是一个被政治家集体回避的领域。

第三层:社会情绪的复杂化。 在欧洲,推动文物归还的市民运动往往带有「对内反思」的特征——德国人反思纳粹、英国人反思殖民、法国人反思阿尔及利亚战争。但日本的市民社会结构中,「对亚洲邻国历史责任的反思」长期被保守派媒体塑造为「自虐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的对立面,使得这类讨论很难进入主流舆论场。

第四层:亚洲邻国关系的复杂化。 欧洲的文物归还运动之所以能推进,一个隐含前提是「原属国已独立且具备接收能力」。东亚的情况更复杂——朝鲜半岛分裂、中日关系敏感、中国大陆/台湾的文物所有权归属问题——这些都让日本政府可以轻易找到「暂不归还」的借口。

三、鸿胪井碑:为什么是这场运动的「标志性文物」?

鸿胪井碑之所以在日本学者心中具有特殊地位,是因为它身上叠加了三层意义:

1. 它是中国东北管辖权的实物证据

公元 714 年,唐朝中央政府在旅顺正式册封靺鞨首领,这方石碑记录的就是这次册封。换句话说,它证明的是中国中央政权对东北边疆的合法管辖,而不是「中国帝王曾经远游到此」。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件可以被「文化交流」叙事软化的文物——它是国家主权的实物文件。

2. 它的掠夺过程留下了清晰的历史档案

1908 年的掠夺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偶发事件,而是日军「战利品收集」系统化运作的一部分。掠夺不是「某一军人的个人行为」,而是殖民行政体系的一部分。这一点,使得鸿胪井碑和欧洲归还运动中讨论的多数文物(如贝宁青铜器)在性质上完全一致。

3. 它就在日本皇居

现存地点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没有藏在一座私人博物馆里,而是放在天皇的居所附近。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宣示,而归还它所需要跨越的「象征意义」门槛,远高于一尊普通文物。

四、更广泛的背景:一场正在发生的「亚洲版归还浪潮」

把镜头拉远一点,你会发现鸿胪井碑并不是孤例。同一时期,东亚正在发生至少以下几条并行的文物归还讨论:

• 韩国:2023 年起,持续要求日本归还朝鲜王朝时期(1392–1910)被掠走的王室文献、印章、礼器;
• 朝鲜(北):就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文物在日本的归属提出长期诉求;
• 中国:除鸿胪井碑外,还包括唐鸿胪井碑、云南陆军讲武堂文物、山西应县木塔相关文献等多个具体案例;
• 蒙古:就博格达汗宫部分文物在台湾/日本的存在提出溯源诉求;
• 东南亚:柬埔寨、缅甸等就殖民时期流失文物与英法博物馆谈判。

这些诉求形成了一个「亚洲文物归还浪潮」,但与欧洲不同的是:亚洲版浪潮尚无统一的国际框架,缺乏像 ICPRCP(国际文化财产返还理事会)这样具有政治背书的协调机制。

五、这场呼吁的真正意义:不是「日本会不会归还」,而是「日本社会是否愿意问这个问题」

最后一点,可能是这场运动最深层的意义。

五十岚章的话很克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文物是对过去不安的提醒。继续持有它们对日本没有好处。关键问题是日本社会对此的认知程度。」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文物归还不是一个「先决条件题」(文物 X 应不应该还),而是一个「意愿题」(日本愿不愿意把这件事摆到桌面上)。

在欧洲,这一步已经迈过去了——2017 年马克龙的 Ouagadougou 演讲、2018 年 Sarr-Savoy 报告、2021 年法国立法,这三步构成了一个「政治意愿→学术论证→立法」的标准路径。

日本目前还停留在第一阶段:只有极少数民间学者愿意问这个问题。

六、结语:鸿胪井碑不会在 2026 年回到中国

如果我们诚实评估,鸿胪井碑在 2026 年被日本政府主动归还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政治意愿缺位、法律框架滞后、社会情绪复杂、亚洲邻国关系敏感。

但这场呼吁本身,已经比 2010 年代向前推进了实质的一步——日本市民社会第一次以「系统化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摆上桌面,而不仅仅是个别学者的偶然呼吁。

从更长的历史尺度看,欧洲的文物归还运动从 1960 年代开始酝酿,直到 2017 年才在马克龙这里进入加速通道,前后花了半个世纪。亚洲版本的运动才刚刚开始。

鸿胪井碑的等待,可能还要很长。

但它不再被遗忘,这本身就是第一步。

参考来源:CGTN 2026-06-21 报道「Japanese scholars urge return of Chinese relics looted during wartime」(记者发自东京);东京「中国文物返还促进会」2026-06-20 研讨会公开声明;Xinhua/Tsuguo Toukairin 与 Akira Igarashi 采访。